古人云：“非知人不能善其任，非善任不能谓之知。”①这就是说，不了解人就不能很好地使用人，没有很好地使用人就是因为没有了解人。所谓“知人”，就是考察、了解人才；所谓“善任”，就是正确地使用人才。“知人”是“善任”的前提和基础，“善任”是“知人”的延伸和深化。

　知人才能善任

　春秋时期，一代名臣百里奚在虞、晋、楚、秦四国的不同遭遇就很好地说明了识才方能用才、用才方能兴国的道理。百里奚曾为虞国大夫，但虞国国君不认为他有多么高明，在与晋国作战时，他虽屡谏良策，但虞君不信也不用，致使虞国被晋国所灭，百里奚与国君一起成为晋国的俘虏。晋人也没有发现百里奚是个人才，于是在晋秦联婚时把他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送往秦国。后来，百里奚逃亡时被楚国人抓住做奴隶。秦穆公听说百里奚是个贤才，想用重金去赎，又怕楚国知其身价不给，便降低其身价按照奴隶价格去赎。他派人到楚国说：“我的陪嫁臣百里奚在你处，我愿意用五张羊皮将他赎回来。”楚人便将他送回。这时，百里奚已年过七十，秦穆公与他畅谈三天，发现他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，于是任之为国政，号称“五羚大夫”。后来，百里奚又向秦穆公推荐了蹇叔，二人一起为穆公竭智尽力，为秦国的政治、军事、外交作出了巨大贡献，使秦穆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。

　　虞、晋、楚不善于识才，致使百里奚这样的良才未能显露出来。秦穆公慧眼识才，知人善任，终成霸业。其实，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，凡属盛世，必有明君，明君之明，首先在于识人善任。唐太宗识得并使用房玄龄、杜如晦这样的贤相，所以形成了一斗米只值三钱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的清平盛世。唐玄宗误识并任用杨国忠、李林甫这样的奸臣，造成安史之乱，自己也不得不在尘土飞扬中仓皇出逃。用人不同而有如此大的利害悬殊，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：明君之治，患不知人，明君之德，莫大于知人。

　　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领导中国的革命事业，也是与他善于识才、用才分不开的。毛泽东同志重视借鉴古人的用人艺术，他多次强调：只有“知人”，才能“善任”，我们的领导者一定要善于识别干部。他自己就是一个知人善任的典范，安排罗荣桓做红四军政委一事就很好地说明了他既知人又善任。，1930年春末夏初，毛泽东需要为23岁的军长林彪选择一个合适的搭档作政委。林彪是黄埔军校毕业生，打起仗来比较灵活，毛泽东对他很器重。但他性格古怪，个性强，不愿听批评意见，平时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，别人颇难同他共事。自从他担任二十八团团长以来，同各届党代表大都搞不好关系。这使得毛泽东为新的人选颇伤脑筋，经过反复考虑，他想到了貌不惊人的罗荣桓。

　　为什么选中了罗荣桓呢?毛泽东认为，与林彪搭档，除了要具备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以外，还必须既有坚定的原则性，又有在非原贝4问题上的灵活性。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，毛泽东看到罗荣桓恰恰具有这种素质。他曾经感慨地说：“罗荣桓是个老实人，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，能顾全大局，一向对己严，待人宽，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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