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论是刘备，还是齐桓公、武则天，他们都没有因为诸葛亮、宁戚、张嘉贞不太顺从而弃之一边，相反，正是从他们的不太顺服中看到了他们闪光的另一面，并予以重用。这大概也是他们成为一代明君的重要原因吧。今天的领导者应该学习他们那种宽广的胸怀，以事业兴衰为重，将个人的所谓“尊严”、“面子”的私心置之度外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正确对待那些不太顺从却很有才华的人才。也只有这样，领导者才能赢得真正的“尊严”。当然，对于恃才傲物者也应具体分析，如果是桀骜不驯，故弄玄虚，则应拒之门外；如果是居功自傲，目空一切，则应设法挫其傲气，使之认识“天外有天”；如果是确有真才，甚至是高才，则应不计较其傲态，礼待有加，委以重任。

　　有这样一个故事：一位先生教了两个学生，一个他非常喜欢，另一个他非常厌恶。一天，两个学生都拿着书本睡着了。先生朝着他自己厌恶的学生抽了一巴掌，教训说：“看看你，一拿起书本就睡觉。你看看人家，睡着了还拿着书。”同样的行为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，先生竟然得出不同的结论，原因就在于他是凭感情用事，以个人好恶看待人。

　　在社会生活中，由于人们的思想、志趣、经历、爱好、性格、心理迥然不同，势必造成在人际关系中，有亲疏远近之分，好恶喜厌之别。但是，人才本身的才能和特点是客观存在的，而不以领导者的感情因素为转移。顺我者，未必有才；逆我者，未必无才。因此，领导者在识才过程中，不能以感情用事，以个人好恶判断人才好坏，而必须以理智战胜感情，以原则抑制私情。这是领导者难以做到，但又必须做到的事情。

　　唐高宗时，大臣卢承庆专门负责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。被考核人中有一名粮草督运官，一次在运粮途中突遇暴风，粮食几乎被吹光了。卢承庆便给这个运粮官以“监运损粮考中下”的鉴定。谁知这位运粮官神态怡然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脚步轻盈地出了官府。卢承庆见此认为这位运粮官有雅量，马上将他召回，随后将评语改为“非力所及考中中”。可是，这位运粮官仍然不喜不愧，也不感恩致谢。原来这位运粮官早先是粮库的混混儿，对政绩毫不在意，做事本来就松懈涣散，恰好粮草督办缺一名主管，暂时让他做了替补。没想到卢承庆本人恰是感情用事之人，办事、为官没有原则，二人可谓“志趣、性格相投”。于是，卢承庆大笔一挥，又将评语改为“宠辱不惊考上上”。

　　卢公凭自己的观感和情绪，便将一名官员的鉴定评语从六等擢升为一等，实可谓随心所欲。这种融合个人爱憎好恶、感情用事的做法，根本不可能反映官员的真实政绩，也失去了公正衡量官员的客观标准，势必产生“爱而不知其恶，憎而遂忘其善”的弊端。这样，最容易出现吹牛拍马者围在领导者左右，专拣领导喜欢的事情、话语来迎合领导的趣味和喜好。久而久之，领导者就会凭自己的意志来识别人才，对他有好感的人便委以重任；而对与领导保持距离、印象不深的人，即使真有实才，恐怕也不会委以重任。所以说，偏爱偏恶对人的识别与任用是片面的，对国家、对事业将会带来不良后果。